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在国家统一调度下，武汉市先后确定了十余家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床位9000多张。在这些重症医院，集中了90多支国家级、省级医疗队，约1.3万名高水平医务人员。他们与当地医务工作者密切配合，一步一步将重症患者治愈率从不足15%拉升到超过60%。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北省累计确诊病例逼近7万人，其中有相当比例的重症患者，这大大超出了该省的日常医疗服务能力。就患者病亡率而言，湖北省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1月24日最高峰时达5.35%。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这个数字只高不低。
1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监护室内，一名护士在为患者换好药后，抬头对监护室窗外的同事竖起了大拇指。健康报记者黄征宇 通讯员马遥遥摄
★ 一个尴尬的事实 ★
曹彬、安友仲、杜斌、童朝晖、邱海波、康焰，全国重症医学、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几乎悉数来到武汉。他们的名字已难以一一列举，很多人是经历过非典的抗疫老兵。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王辰院士、乔杰院士，也纷纷带领团队驰援武汉。在新中国的医学救援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力度的专家大集结。
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在专家云集的武汉，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率还是一度居高不下。
“武汉的高病亡率是有客观原因的，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跟武汉没有可比性。”面对记者关于高病亡率的发问，国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呼吸危重症专家童朝晖似乎没有感到意外。
“集中隔离跟不上，床位储备跟不上，大量的确诊轻症患者、疑似患者被要求居家隔离，很多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住进医院时已经发展成重症。”童朝晖说，1月18日抵达武汉后的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在第一批3家重症患者定点医院，也就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间来回奔忙。很快，他发现了此前判断上的一个错误。
在不断转到定点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中，专家看到了这种疾病有些奇怪特点。“新冠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具有极高的同源性，起初我们以为两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应该差不多，但实地查看患者后发现并不是这样。”
重症SARS患者以青壮年为主，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多为老年人，一般都有多种基础性疾病。很多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不严重，但影像学的肺炎表现已经很重；少数患者严重累及心脏、肾脏等其他脏器；个别患者病程凶险、进展很快，救治难度很大。在武汉市的各家定点医院，很多病情较重的患者，都在接受高流量氧疗和无创呼吸支持，血氧浓度能够维持，但肺部呼吸功能迟迟不见好转。患者机体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很容易对全身各系统造成损伤。
很多临床专家还注意到了发生在危重患者体内的“炎症风暴”。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指出，从临床实践看，新冠病毒除了侵犯肺部，还会侵犯胃肠道、心脏、血管等组织和器官，患者粪便中检出病毒核酸，心肌酶计数升高，凝血因子紊乱，这些现象都可以证明全身性损害的发生。
“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这个数字。”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曾对高病亡率耿耿于怀，但后来发现，由于没能得到及时确诊和治疗，武汉市各定点医院早期收治的患者，很多都已经进展至重症、危重症，甚至奄奄一息。“如果确诊一例收治一例，武汉的死亡率不会这么高。”
★ “战时”医院的坎坷经历 ★
2月29日下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已经看不到战时状态的紧张。“开始收治患者那天下着雨，连续战斗了10多个小时，所有人都被淋透了。”武大人民医院副院长、东院区疫情防控指挥长张丙宏，在该院指挥部向记者讲述了医院迎战疫情防控的坎坷经历。
1月25日，武大人民医院接到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东院区被确定为第三批定点医疗机构，要准备400张床位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当天召开的东院区中层干部动员会上，张丙宏说，从今天起，东院区已经没有其他专科，只有新冠肺炎一个专科。
“6000元一个工都找不到人，当时全院都急坏了。”张丙宏说，用了3天时间，该院转移分流了原有的800多名住院患者，但27个病区的病房改造让他焦虑不已。知道医院已经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后，第一批工人全吓跑了。最终由区政府出面，向火神山医院工地借人，才完成了病区改造。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这一针对重症患者救治的“四集中”原则，是我国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在多次疫情和自然灾害医学救援中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从2020年第一天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在不停地向武汉调兵遣将，集中全力调动一切资源，支援武汉打赢疫情防控保卫战。
2月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公布新开设的3家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从北京、江苏、山东等10余个省份的委属委管医院、省级大医院、大学附属医院，抽调负责人和3000余名重症医学科骨干力量组建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新的重症患者收治病区。
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400张病床全部收满，新的挑战很快又来了。“想尽一切办法，3个小时内完成病区准备、转移轻症患者，随时准备接收重症患者。”张丙宏说，2月5日，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向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下达了“设800张危重症床数”的指令。
2月5日傍晚，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率队来到该院指挥部，召开现场调度会，要求该院成立联合专家组，统一指挥，加强救治能力。“马晓伟5天内3次来督战，这是第二次，每次来他都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降低病亡率’。”张丙宏回忆。
2月6日零时，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始向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转运重症患者。经过连夜奋战，该院一下收治了268名患者。张丙宏连续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一夜接了300多个电话，直到手机电量耗尽。
★ 质控小组的一天 ★
“左肺几乎完全实变、右肺产生气胸，患者脊柱畸形不能配合引流。”“马上打电话，有没有呼吸科医生在病区，赶快在超声引导下引流，不能等。”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2月28日早交班时，听完管床医生对18床患者的病情汇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疗队队长、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李圣青立即做出布置。
“您还有什么意见吗，祝伟老师？”李圣青询问的祝伟，是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联合医务处处长、质控督导小组组长，也是一名重症医学专家。“床旁超声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患者的心脏还是好的，但目前炎症因子有些高，可以考虑短期使用激素，及时上CRRT。”祝伟补充道。
ICU是重症患者救治的最后一道防线，ICU失守，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病亡率、提高治愈率，将成为一句空话。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E3区5楼病区，被临时改造成了一个拥有30张床位的ICU病区，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成为托住其他16个病区危重症患者的最后希望。
“遇到什么困难随时沟通，能解决的一定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拜托大家一定克服。”祝伟每天都会准时参加华山医院医疗队的早交班，与医疗队一起详细讨论每一名患者的病情，解决ICU病区遇到的困难。
“您负责哪几位患者？”“43床至54床。”“46床情况怎么样？”“基本情况正常，鼻导管吸氧，稍微咳嗽。”“上了哪些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口服药物8天。”交班会一结束，祝伟带领质控小组不打招呼直接来到病区抽查医疗质量管理情况，苏州第二医疗队的肾脏科医生顾晓霞刚交完班，不看记录本、不看信息系统，虽然有些紧张但仍对答如流。
“这个危急值的处理是在接报后13分钟落实的，已经很好了，但病情不等人，我们还是希望尽量缩短报告后的处理时间，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在E3区2楼病区，宁波第二医疗队的危急值处理也得到了质控小组的赞许。
2月28日上午，祝伟要巡查各医疗队的交接班和危急值处置情况。“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病情变化很快，各医疗队在24小时内会有4次～6次交接班，如果交接班没有记录清楚、危急值没有及时处理，就一定会出问题。”祝伟说，质控小组到病区开展巡查不是无的放矢，每天梳理全院近100名报告病危患者的病历，发现的问题就是病区质控督导的重点。
下午2点半，质控小组来到C1区10楼学术报告厅，参加死亡和疑难病例讨论会。六七十名医生把临时搭起的会议区坐得满满当当，还有很多刚换完班的医生陆续来到报告厅。
“这名患者气管插管5天，自主呼吸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各项监测指标也都不错，但在我们拔管后很快出现呼吸骤停，血氧饱和度很快降至0，心率也逐渐下降。经过大约3分钟的全力抢救，才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在讲台上，管床医生给出了患者呼吸骤停前30分钟各项监测指标的具体数据，供大家讨论以寻找其中原因。
3只话筒不停地在医生们手中传递，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经过近1个小时的充分讨论，大家并没有找出确切的答案，痰栓突然堵塞气道的推断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虽然没能得出一致结论，但至少提示要警惕拔管后的呼吸骤停，而且我们通过讨论了解了很多需要关注的地方。”武汉同济医院副院长、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说，医疗队能把这个病例拿出来讲，值得感谢。
“病危患者需要整个院区全神贯注地紧紧盯住。”病例讨论会一结束，祝伟和质控小组就回到了临时办公地点，通过HIS系统进一步梳理全院报病危患者的治疗方案和流程。
★ 成立插管小分队 ★
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一间病房里，麻醉医生逯东石在正压通气面罩的防护下，左手拿着可视喉镜，俯身做好了气管插管的准备。从2月14日起，由十几名麻醉医生组成的“插管小分队”，每天都会在各楼层的重症病房里日夜奔走。
同事拿掉患者呼吸面罩的同时，逯东石立即将喉镜探入患者口中，顺利找到声门位置；右手接过同事递来的气管导管，迅速从患者嘴角的另一侧沿着喉镜插入，导管送至声门，拉出管芯塑形导丝，慢慢将导管插入患者气道，直至导管送至合适深度，右手捏住导管固定，左手撤出喉镜，即刻示意同事将导管接通呼吸机，启动供气。
摘掉面罩前，这名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只有40%。启动机械通气后，监护仪上显示的数字逐渐从30%上升到90%。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医生们互相鼓励着竖起大拇指。
“惯常的治疗理念需要改变，把患者救治过程中各项关键措施的关口前移，及早插管，及早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防止轻症变重症、重症变危重。”童朝晖说，专家的临床观察和研究在逐版更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得到了体现。在武汉市各家重症患者定点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还主导实施了院士巡诊制度、多学科综合治疗制度、整体护理制度等一系列医疗救治工作制度，加快落实对重症患者的规范治疗。
2月13日，马晓伟一天跑了3家重症患者定点医院。这一天，他的工作安排只有一项，与各医院及各医疗队召开座谈会，督促研究落实提升医疗质量，降低病亡率、提高治愈率的有效措施。
针对加强重症患者救治，马晓伟向各定点医院明确了3点具体要求：把握治疗关键环节，通过关口前移争取抢救时间；组织联合医务处对全院危重患者进行评估，提高有创机械通气治疗比例，加强抗病毒治疗；针对基础疾病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治患者。
“麻醉医生都是掐着秒表工作的，接到通知一刻都没等，立即在科室落实。”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麻醉科主任陈向东说，2月13日的座谈会一结束，该院党委书记张玉马上拨通了他的电话，要求立即成立插管急救工作组，参与各病区危重症患者管理。
陈向东很快拉起了一支由10名麻醉医生组成的插管小分队，10个人都是年轻骨干。男医生剃了光头，女医生剪了短发，他们在2月14日一早进入了重症病区。
从插管前准备器械、药品，到插管后观察调整患者状态，完成一例气管插管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一般情况下，插管操作的过程需要3分钟～5分钟，但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缺氧耐受力更差，这个时间需要尽量控制在2分钟以内。从摘掉患者面罩，到呼吸机顺利启动供气，是气管插管操作中的核心环节，一系列动作要在几十秒内完成，尽可能地缩短患者失去供氧的时间。
这短短的几十秒，每一秒都惊心动魄。“从打开声门的那一刻起，患者的气道就暴露了，极高浓度的病毒很快就会散播到空气中，这就是为什么气管插管是最危险的操作。”逯东石说，每次插管，医生都必须与患者面对面，距离不足20厘米。
用陈向东的话说，插管小分队第一天就“全军覆没”了。24小时完成了17例气管插管，每一位进入病区的队员都连续工作了七八个小时，大家出了病区就瘫坐在办公室里，身材魁梧的逯东石累得没有力气吃饭。第二天，陈向东就将插管小分队的成员扩大到了19人。
★ 病亡率正在下降 ★
3月4日，经过20多天治疗，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收治的“方舱三姐妹”顺利出院了。此前在方舱医院时，三人同样持续高烧不退，血氧饱和度掉到了85%以下。很快，她们就被转运到了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重症病房。
在2月20日召开的武汉市轻症患者治疗管理工作会议上，马晓伟要求武汉市建立专家巡诊指导和评估转运制度，发挥联合专家组的作用，到隔离治疗点、方舱医院进行巡诊，评估重点患者的病情。对于存在病情加重倾向、有基础疾病的轻症患者，及时转运至定点医院进行治疗。加强对轻症患者的医疗救治，真正落实医疗救治关口前移。
2月22日，马晓伟继续到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督导调研。他在调研中提出，对重症患者治疗，要坚持“四个结合”，即基础医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前方临床救治与后方多学科支持相结合、医疗与护理相结合、医疗与管理相结合，力争对每位病人的救治都能够体现出我国各临床重点学科的技术优势，体现出中国水平。
“这里的确是‘战时’医院，但打仗要有章法、有策略，战时的工作要尽快过渡成平时的常态。”祝伟说，他每天带着质控小组往各病区跑，就是了解病区的实际运行情况，督促各病区尽快建立并落实各项医疗核心制度。经过初期磨合，各家“战时”医院的工作逐步稳定，纷纷成立联合医务处，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提升医疗救治质量。
针对重症患者可能出现的多脏器损伤，为了配合各医疗队真正落实关键救治措施关口前移，各家重症患者定点医院都成立了多学科、专业化医疗小组。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陆续成立了心脏、肾脏、肝脏专业医疗小组，组织本院相关科室骨干医生24小时排班，随时响应各病区的支援需求。
在每一家重症患者定点医院，医生、护士都在奔波忙碌。尽管在密不透气的防护服下，透过满是雾水的护目镜，他们的每一次观察和操作都变得十分吃力；但镇静镇痛、营养支持、拍背吸痰，针对患者的每一项治疗，他们都在努力地向平时的工作状态看齐。
第38场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介绍了武汉市的重症患者救治情况。截至3月2日，武汉10家重症患者救治定点医院共开放床位7286张，其中负压、层流ICU病床245张，共收治重症、危重症患者3728人。在疫情压力最大的武汉，重症患者救治也已经由“人等床”变为“床等人”，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率正在逐渐下降。
3月1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指出，武汉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但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压力还不小。加大患者救治力度是当前需要着重开展督导的工作之一，重点是督查救治关口前移落实得怎么样，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上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武汉目前仍然是全国疫情流行中心，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决不可盲目乐观、麻痹大意，不获全胜不轻言成功。
来源：微信公众号“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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