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方舱里的故事：被改变的生活

方舱医院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这里收治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因为一场疫情改变了生活轨迹。而这些患者随着休舱，或出院或转院，结束了短暂而难忘的方舱生活。

方舱印象

“差评。”这是方舱医院留给刘春芳的第一印象。

1月25日，刘春芳和丈夫被确诊为新冠肺炎，两人原本住在同一家医院。2月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对患者进行分类救治：方舱医院收治轻症确诊患者，定点医院主要集中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刘春芳的丈夫病情较重，被留在了医院，而她因症状较轻，作为首批患者被转到了武昌方舱医院。

“当时我只穿着睡衣，端着一个脸盆。”刘春芳说，她哭着对丈夫说，“这次分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

2月11日，在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管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里，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跳起了“洗手舞”，既活动身体，也学习如何正确洗手，预防疾病。本报记者高翔摄

转到方舱医院时已近零时，白天淅淅沥沥的小雨突转为疾风骤雨。方舱内雨伞储备不足，刘春芳从转运车上下来，小跑到收治区。“头发全湿了，像洗了澡一样。”进入舱内，刘春芳傻了眼。“这哪里是医院，简直是收容所！”刚刚淋过雨的刘春芳本想洗洗头，结果发现舱内只有2个洗漱池。

看着长长的队伍，刘春芳放弃了洗漱，一头倒在床上。虽然院方为每名患者配备了生活用品，发放了《方舱医院患者手册》，介绍方舱的基本情况以及建设初衷，但对刘春芳而言，从医院转到这里，“感觉像被抛弃了”。

低烧37.4℃、方舱内灯火通明、咳嗽声此起彼伏，让刘春芳难以入眠。由于当晚电路出现故障，电热毯一度无法使用。想到自己本应躺在温暖的医院里休息，刘春芳顿觉委屈，顺势把身边几个塑料凳子踢翻了。

一位护士寻声跑来，见状并未做声，而是静静地坐在刘春芳的床边，陪着她。片刻，刘春芳起身，护士为她掖了掖被角，开始听她倾诉。抱怨了一通后，刘春芳感觉情绪好些了，护士又给她拿了些食品，叮嘱她按时服药，默默地离开。

第二天晚上，刘春芳忽然开始气喘、胸痛，整个人“火烧火燎”的，不到1个小时吐了4次。一位防护服上写着“青海咪娜”的护士一直在刘春芳身边照料，给她按摩舒缓。见刘春芳高烧不退，“青海咪娜”给她拿来了退烧药。“总算是把最难熬的一夜挺过去了。”刘春芳说。

理解万岁

慢慢地，刘春芳发现，方舱医院的护士与普通医院的不一样。“更不容易，既要做护士，还要做护工甚至保洁员。”

刘春芳隔壁床的老人，每天到了饭点儿不会自己吃饭，一去洗手间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躺在病床上也不戴口罩。“可能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刘春芳看着老人可怜，就帮她收拾餐具。身边一位护士看到了，赶紧接手给老人喂饭。此后，这位老人的吃喝拉撒都由护士来管理。

刘春芳的心在“解冻”。有一天，一位护士看到刘春芳在床边用脸盆洗脸，对她说：“阿姨，现在方舱条件还很艰苦，我们也不能给你们更多帮助。”说着说着，姑娘的护目镜被眼泪打湿了。刘春芳看着心疼，告诉护士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月6日，山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4名医生进入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江汉方舱医院。本报记者许文辉通讯员傅晓姣韩雪摄影报道

透过防护服，刘春芳看到许多护士可能比自己女儿年龄还小，感慨道：“她们很辛苦，一人要负责20多名病人。希望相关部门能为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多提供一些防护用品。”

“方舱无形中成了医患关系的试验场。”一位医生感叹道，方舱里的医患关系很和谐，虽然病患偶有不满，但很快能达成谅解，并因此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她看来，公益性是舱内医患和谐的基础。因为公益性，病人不再担心医生利用看病挣钱，对医生的信任感大增。医患之间相互猜疑减少甚至消失，病人会心怀感恩之情。从医护人员角度而言，病人的信任与尊重增强了职业自豪感，会进一步促进其更加友善、耐心地对待病人。“在这里，医患关系进入了良性互动。”

另一扇窗

武昌方舱医院C区。偌大的空间里，混杂着此起彼伏的咳嗽声、窸窸窣窣的谈话声以及动感的广场舞的音乐声。在一个角落，陈翀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拿着手机，聚精会神地上网课。母亲则坐在病床上，默默地注视着儿子。

陈翀一家四口，老家在陕西，平时父母在武汉做生意。今年春节，夫妻俩特意将两个儿子接过来，一家人团圆。结果，父母和陈翀都感染了新冠病毒。“好在弟弟没事。”

陈翀今年高三，最担心的莫过于高考。虽然同学也暂不能到校上课，但待在方舱里，学习效率很低，陈翀心里不踏实。

不曾想，一位医务人员恰巧认识陈翀心仪高校的老师，为陈翀推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得知陈翀的情况，学校老师主动打电话，给陈翀介绍了学校的优势学科以及报考技巧，并介绍了两位该校大一学生，通过微信视频给陈翀辅导功课。“真是因祸得福。”陈翀的母亲笑着说。

2月12日，在即将启用的武钢体育馆方舱医院，河南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在进行工作分工，他们将承包管理这里。潘松刚摄

除了高考，陈翀担心自己染病的事被同学知道。现在只有班主任知道此事，但他担心，随着陕西以后降低防控响应级别，学校会陆续复课；而武汉作为重灾区，短时间内不会“解封”。“到时候开学了我回不去，怎么解释呢？”陈翀忧虑地说。

陈翀父母也在担心这个问题。“老家那边得这个病的不多，村里一旦有人得了，大家都躲着走。”

除了担心受到歧视，陈翀的父母也担忧着自己的小本生意。夫妻俩在一家酒店门口开了个早点铺，顾客以外地游客为主。他们担心，就算疫情结束了，短时间内游客也不一定会来。“好在租期到今年1月，没亏什么钱。”丈夫安慰道。

“区长”老方

另一端，武昌方舱医院A区。58岁的方成意是该区临时党支部书记，被大家称呼“方区长”。作为一名交警，老方从大年三十就奋战在抗疫第一线。2月初，他感觉身体不适，被确诊为新冠肺炎，2月11日入住武昌方舱医院。

方舱医院对病区的管理，借鉴了社区管理模式，即网格化管理。以隔板为条线划分不同的网格，每个网格内6名～8名病人，其中一人为网格员。别看老方个子大，却是个细心人。在和病友交流时，他发现大家或多或少存在心理压力。经过商议，临时党支部决定与湘雅二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起，开展心理释压活动。

在武昌方舱医院心灵氧吧，老方号召病友拿起画笔，通过作画来倾诉心声。经过30分钟，一张张白纸变成了美丽的图画。随后，大家聚在一起介绍自己所画的内容，说出心里话。

“我画的是《梦开始的教室》，希望通过努力，我能够进入梦想的教室。”病友小付的画作中， 106天的数字引人注目，这是距离高考的天数。

老方巡床期间，看到小付趴在病床旁埋头苦学，就跟旁边床位的病友提议“少走动，尽量给孩子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看到小付学习压力大，老方邀请小付参加活动，释放学习压力。两人熟识后，小付主动要求参加党支部活动。从此，老方身边多了一个小帮手，两人一同为病友发放餐食。

了解到小付的情况后，医生们也主动帮忙。经多方协调，医院决定把一间医生办公室腾出来，每天让小付和陈翀在里面复习。

这几天，老方开始考虑康复出院后的事。“听说号召康复者捐献血浆，我符合条件。等病好了，我一定要报名。”老方笑着说。

生活还得继续

48岁的付云是武昌方舱医院的一名保洁员。每天，她要和30名同事一起，身着防护服在舱内做清洁。由于病区面积大、患者多，付云和同事们常常连续作战，一天至少进舱两次。

保洁员并不是付云的本职工作。“我和老公一起开水果店的。”付云边说边提着一大桶生活污水，走向水池。重重的水桶压得她直不起腰，边走边打晃。

武汉“封城”初期，水果店还能勉强维持，周边居民都是熟客，常到她这里买东西。但随着社区封闭管理等措施的出台，水果店被迫暂时关闭。生意停了，意味着付云一家没有了收入来源。店铺是去年年底刚刚接手的，夫妻俩“把家底都扔了进去，还欠着钱”。

“日子还得过，钱也得还啊。”付云说，经社区介绍，她成了一名志愿者，参与方舱医院的环境保洁工作，丈夫在社区做志愿者，“管饭，还有补贴”。

付云坦言，初期病人很多，“每天心惊胆战的”。每次穿脱防护服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她已能熟练地操作。付云并非个例。“我来这儿，纯属生活所迫。”武昌方舱医院保安队队长小七负责管理几十个保安，是个90后，老家在仙桃市，距离武汉两小时车程。在武汉打工多年，一直从事销售工作。春节前是销售旺季，本想大年三十回家的小七，因“封城”被困。

小七是个“月光族”，积蓄不多。“封城”后，为了省钱，他每天只吃泡面，“最后吃吐了”。即便如此，到二月初，小七兜里只剩下几百块钱。无奈，他开始在微信的兼职群里找工作，没想到马上收到了信息——武昌方舱医院招聘保安。最重要的是，管吃管住。小七骑上车，飞速赶到医院，面试通过后，当天上岗。

“总算有饭吃了。”小七发现，来这里做保安的，很多都是他这样的情况，有些还是拖家带口。“我们住在酒店，两人一间，带着老婆孩子的，三口人就有地方住了。”

马奎的期待

2月5日，武昌方舱医院开舱接诊。当时保安不多，小七和同事要进舱帮助医务人员维持秩序，他们没穿过防护服，只能学着医生的样子，自己穿。

虽然暂时有了依靠，但对未来，小七充满忧虑。“就算疫情结束了，经济多久才能恢复还是个问题，对我们做销售的来说，压力大啊。”

对工作焦虑的，不止小七。“啥时才能转阴啊！”坐在病床上的马奎弓着腰，双手紧紧抱住头，痛苦地呻吟道。床上放着他的化验单，阳性。

这是马奎第5次做核酸检测了，前4次也都是阳性。“可我一点儿症状也没有啊。”马奎不解地问。

尽快出院，是马奎最大的期盼。不能转阴，意味着不能出院，不能工作，没有收入。马奎的妻子在老家务农，孩子正在读高中。“种地能有啥钱，全指着我呢！”

3月8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休舱，疾控人员采样后进行消杀。潘松刚摄

马奎是河南人，疫情发生前，已在武汉打工十余年。起初只是在工地上打零工，不仅辛苦，而且常被包工头拖欠工资；此后经人介绍，进了一家国企做后勤，虽然收入也不高并且是临时工，但总算能按时拿到工资。“单位的福利也不错，临时工有时也能享受上。”

有了这份在亲友眼中的好工作，马奎更有奔头儿了，虽然后勤常年无休，但他乐此不疲。今年春节，他像往年那样在后厨帮忙，没想到感染了新冠肺炎。虽然治疗免费，但确诊前马奎已花费了1万多元。更让他担心的是，出院后单位还会不会要他。“确诊后单位就知道了，哎。”马奎叹了口气，垂下头。

3月3日，武汉市发布信息，因离汉通道管控滞留在武汉、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可通过民政局申请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每人3000元。小七仔细看了看新闻后，笑笑说：“还需要审核呢，希望能拿到吧，到时我请客！”

方舱里的新妈妈

滴答，滴答，一滴滴乳黄色液体顺着玻璃瓶壁滑落而下，汇聚起来。尹慧英坐在病床上，呆呆地看着。片刻，她起身走到桌边，拿起瓶子，来到洗漱池旁。些许停顿后，把液体一股脑倒进池中。

倒掉的，是尹慧英吸出的母乳。1月26日，尹慧英在武汉一家私立医院诞下一名女婴。3天后，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准备回家。新闻里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让尹慧英警觉起来，她让丈夫先去买些口罩，但跑了好几家药店均已售罄。最后，还是好心的护士拿了一些医用口罩送给她。大人可以戴口罩，但孩子太小，遮挡口鼻易引发窒息。尹慧英只能尽力搂紧宝宝，试图用身体为孩子抵挡病毒入侵。

2月28日，武昌方舱医院，尹慧英躺在病床上，桌上放着刚刚吸出的母乳。杜禹甫摄

意外还是出现了。2月23日一早，尹慧英出现低烧，到医院就诊。两天后被确诊。由于症状较轻，2月26日，女儿满月当天，尹慧英被安排住进武昌方舱医院。没有满月照，尹慧英看着视频里女儿的笑脸，泪如雨下。

虽然暂时用不了母乳，但为了长远打算，尹慧英坚持用吸奶器吸出来，再倒掉，以保持状态。方舱内没有母婴室这类密闭房间，尹慧英就躲在被窝里吸奶，每次吸完都大汗淋漓。更痛苦的是倒奶，“心里像针扎似的疼”。

刚进舱之日，尹慧英“盼着赶紧出院”。“我既是医务人员，也是一位母亲，特别能理解她。”卫尹说，卫尹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第三批支援武汉医疗队护理组组长卫尹说，尹慧英的情况引起了医务人员的关注，“我们尽可能在营养方面给予她特殊关照。”

“等到我符合出院标准了，我也不走。”这几天，刘春芳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她打算留下来继续当志愿者。“别的事情干不了，我可以帮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和不会说普通话的武汉本地人做翻译，还能帮忙收拾垃圾，到时候我有抗体了，不怕被感染。”

3月5日清晨。记者收到了尹慧英发来的微信：“结果出来了，阴性。”

窗外，厚厚的云层透出一缕久违的阳光。

来源：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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