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谭超是延边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8年前，为了考研，当起了快递小哥。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身份，让他成了舆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博士生当快递小哥，属于自食其力，还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无可厚非。也有人认为，博士生去送快递，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

平心而论，这实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高学历人才从事并不需要高学历的职业，两者碰撞后产生的强烈反差，是此类话题获得高关注度的根本原因。

其实，谭超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宋庆楠，今年毕业的中科院植物学专业理学博士，到烟台二中任教高一生物，成为烟台市少有的高学历中学教师。黄晓斌，2006年，以634分的成绩从绍兴新昌县城考入浙江大学，经过7年半的本硕连读，他没成为研究员，也没去医院找工作，最后选择去卖面包。如果再往前追溯，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

看来，人们非但没有对此类话题产生审美疲劳，反而更加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

依我之见，博士生去送快递算不算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根本不值得讨论。原因很简单，“谭超”们毕竟只属于个例，并不具备普遍性。根据教育部官网数据，2014年至今，我国每年博士授予人数大约在5.5万人左右。截至2018年8月（不含12月冬季学位将要授予的），我国共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约77万人。

在数十万人中，有那么几人不走寻常路，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不需要多么复杂的调查研究，大家只需要放眼四周，就能发现，大多数博士并没有去快递或者卖猪肉。

既然如此，为什么公众连极少数的“谭超”也不愿意放过？支持也好，反对也罢，谭超能获得如此之高的关注度，本来就显得不那么正常。要知道，送快递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职业选择，既没有损害他人利益，也没有破坏公共道德。网友们的反常表现，恐怕还是基于两点。

一是整个社会仍然缺乏多元化的价值标准。在国人眼中，人生道路有且只有一条。通过多年寒窗苦读，获得相应的文聘，接着从事一份体面的工作，直到退休、去世。

任何偏离这一轨道的人生选择，就算不被禁止，也免不了遭遇没完没了的非议。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婚恋、求学等国人关心的热点话题。所谓中国式相亲、剩男剩女等概念的产生，也和国人对生活的单调认识不无关系。

总之，“正常”的生活方式远胜个体的其他需求。福柯老师若还在世，谭超一定是他最合适的研究对象之一。

二是整个社会分不清私域和公域的区别。按说，谭超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都属于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即使把他的人生经历当做公共话题，网友们的讨论也该把握分寸、适可而止。在尽情抒发个人情绪的同时，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谭超本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最值得尊重的。

说到底，网友们的支持或者反对，对谭超的人生而言，意义实在有限。既然如此，他人又何必多费口舌，把精力花费在无用之事上？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大胆预测，未来还有会更多“谭超”进入我们的视线。如果舆论场对此类新闻的热情仍然不减，只能证明，多元化社会离我们还有点远。

既然人们非常钦佩学历不高却才华横溢的马云，那么为何不能对学历很高却甘愿从事基础工作的谭超多一点宽容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

来源：爱上评论微信号

编辑：谢梓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