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董一凡

作者单位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

　　当前，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肆虐，美国和欧洲的病例数仍在快速攀升。美欧的首例病例均于1月中下旬出现，与其在2月底至3月初分别迎来大规模爆发相隔一个多月，在此期间疫情首先爆发的中国已经有效遏制疫情发展势头及向外散播风险。

　　疫情的传播有其特定规律，一些条件优越的西方国家为何不能尊重新冠病毒防控规律、错过中国政府努力为全球争取的宝贵时间窗口？

▲ 4月3日，在美国迈阿密，一名女子佩戴口罩走过一家关闭的商店。新华社/法新

　　从公共舆论和社会心态而言，西方政客、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急于挖掘其他国家抗疫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却疏忽了对病毒传播、防控的严肃分析，误导了自己的民众。

　　首先，部分西方媒体和民众对于全球化时代世界相连与共的现状缺乏认知。与政治和外交精英不同，西方国家相当多的普通民众和当地媒体，其对世界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地区及本国，如美国一些民众或许一生未曾离开故土，对政治、经济、社会议题的关注并不超越本州。他们对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话题关注有限，素材和观点主要来源于BBC、CNN、《纽约时报》等英语世界主流媒体的二手报道，而这些媒体惯于以带有偏见和“西方中心论”的滤镜观察非西方世界。即便柏林、布鲁塞尔、芝加哥等欧美大城市的地方性媒体，也缺少足够的全球视角。

　　因此，西方媒体和民众多以“隔岸观火”心态观察疫情蔓延，没有对跨地区甚至跨国人员流动产生足够的警惕，失去了尽可能溯源、追踪和阻断的机会。《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记者艾米丽·劳哈拉以遗憾的口吻指出，此次危机最痛苦的教训是美国无法感受中国的痛苦，中国昨天发生的事情正在今天的美国发生，但彼时很多人却毫不关切。

　　其次，有色眼镜误导本国民众。在西方疫情大规模爆发前，诸多西方媒体对疫情进行污名化描述，部分国家政府在未对疫情传播情况仔细论证之前，以非理性态度采取撤侨、断航等做法，加剧了民众偏见。一些西方媒体在偏见之下迷失了对病毒相关报道的实质，没能及时提醒公众疫情的严重性及严厉防控措施的必要性，让社会放松了对病毒的警惕，事实上给整个社会带来误导。

　　其三，美国大国竞争心态扭曲，转移了全社会注意力，错过宝贵的防疫窗口期。在中国战疫的攻坚克难阶段，美国将疫情看做削弱中国实力和体制公信力的机遇而非全人类共同挑战，美国政府高官先后提出“产业回迁机遇论”＂民主国家特例论”等，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斗争上，偏离了防疫焦点，这些举措不仅麻痹了民众和社会，也掩盖了自身风险，致使社会反应迟钝、动员不力。

　　在新冠病毒已被证实为高度传染性、致死性公共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大量民众因长期惯性，行为不断违背疫情防控的客观规律，因此付出惨重代价。

　　首先，西方民众偏重于将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置于公共安全之上，形式上尊重法条实质上不断钻法律空子，忽略防控法令内在要求，让政府初期防控措施大打折扣。

　　大多数西方民众“高度重视个人生活自由”，直至各国发布极为严厉的禁令前，民众普遍热衷在政府指令之下寻求最大的行动空间，而非基于措施背后逻辑想方设法防止自身或他人陷于危险。

　　美国诸多高等学府学生不顾校方建议我行我素进行海外旅行，归国后在校园内聚会活动依旧，路透社刊文将美国高校称为“病毒的培养皿”。在欧洲最先采取封城措施的意大利，早期“围城”中停课学生以及普通民众选择上街游行庆祝，德国宣布叫停千人规模聚集却出现999人的音乐会，德甲和西班牙“国家德比”在叫停联赛前如火如荼，在三月初意、法、德接连出现病例猛增趋势下，法国民众仍选择就抗议劳工法改革上街游行。

　　即使政府明令在先，民众对法令亦选择“能钻空子就钻空子”。比利时民众在联邦政府宣布关停餐饮堂食前夜集中品尝“最后的晚餐”，欧洲多国民众将跑步、遛弯解读为“必要性外出”。这些个人行为令整个国家防疫体系出现巨大漏洞。

　　其次，政府防控疫情意志不坚定，首鼠两端令防疫措施难落地。

　　一方面，疫情早期西方舆论大范围炒作所谓“限制自由”，待自己疫情发生转不过弯来，也迟迟不能采取边检、密接隔离、“社交距离”等必要措施。

　　另一方面，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以鸵鸟心态看待疫情防控，采取的几乎每一项防控措施都落在疫情传播后面。《纽约时报》刊文指出，西方国家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对相互接触带来的风险置若罔闻，普遍无视一些在中国已被证明最具成效的措施，且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将隔离防疫举措打了折扣，未能贯彻背后内在逻辑与宗旨。

▲ 4月12日，在法国巴黎，一位老人戴口罩出行。新华社发（奥雷利安·莫里萨尔摄）

　　在危机爆发初期，西方治理体制受到其决策机制、行政流程以及政治文化上的多方掣肘，造成了对危机反应的缓慢低效，使得阻断传播和组织收治都大受影响。

　　第一，西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危机管理中存在效率短板。西方主要大国都有面对传统安全和外交危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有权限协调各部门的应急反应机构，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下，采取“社交隔离”等非常规措施要得到立法机构或民意普遍认可才能获得合法性，大大迟滞了应对效果。这表现在：

　　首先，党派斗争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美国在新冠病毒人传人风险已广为人知的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出于选战考虑仍然接连举办造势活动和党内初选，并将疫情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美国各州防疫措施中，民主党执政“重管控”和共和党当权“拼经济”亦形成鲜明反差。欧洲国家不仅也面临党派纷争议而不决的问题，同时欧盟作为超国家机构，在边境管控、医疗资源调动、防疫措施等方面没有命令成员国的权利，各成员国政策不仅难以协调，同时欧盟也无力调动整个欧洲医疗资源集中到意大利等重灾区。

　　其次，行政部门采取防控措施受到过多非必要性掣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1月20日就根据中国公布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开发了试剂盒，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使用却花费了近一周多时间，后又因技术失误而耽搁。在此期间CDC还一直拒绝使用德国开发的试剂盒，美国检测能力在抗疫黄金期内严重不足。基于政治而非科学的防控决策，错过了防控最佳窗口期，加大了疫情危机。

　　第二，政府行动偏于安抚民众情绪而缺乏实质性举措。面对疫情，西方国家在应对时常常首先考虑安抚民众而非抑制风险。以口罩为例，西方国家在疫情防控之初，由于口罩存货无法满足需求，以及不敢触动“病人才戴口罩”的惯性社会文化等原因，迟迟没能推广口罩使用全覆盖。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署署长杰罗姆·亚当斯甚至公开呼吁民众“不要买口罩”，瑞士议会将戴口罩的女议员强制驱离，媒体亦将不重视口罩扭曲为“东西文化不同”，令多数民众放弃了抵御病毒的第一道防线。

　　再如，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出于政治支持率需要，刻意淡化疫情威胁，早期经常“亲自示范”无防护行为，个别国家领导人甚至提出“新冠病毒只是流感”“疫情会奇迹般地自然消失”“疫苗可在数月内投入使用”等缺乏科学根据的不负责言论，令政府应对左右摇摆缺乏方向。

　　第三，政治考虑压倒专业预警声音。美国领导人出于选举考虑，将医疗体系预警声音看做“制造恐慌”和“选情毒药”，置若罔闻甚至令之失声。CDC体系医生海伦·朱对明显出现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并上报，却因“被测试者不符合检测条件”的程序问题反遭处罚。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性疾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前期如实披露疫情评估，却在近期政府发布管制措施时被拉到特朗普总统身边为其背书。

　　战疫是最公平的考题，病毒传播只遵循自己的规律，防控传染病也有必须尊重的法则，任何轻忽自大都会付出代价。地球村时代，公共卫生安全是全世界共同的挑战，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每个国家都应该超越种族、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偏见，为人类生命安全、世界发展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来源｜瞭望